從印度到中國 佛教造像的產生與東傳
甘肅省考古研究所 董玉祥
佛教是當今世界上著名的三大宗教之一，它產生於西元前 6 —5世紀時期的古代印度，其創始人為釋迦牟尼。相傳他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Kapilavastu），即今尼泊爾南部提羅拉科特（Tilora-kot）淨飯王（?uddhodana）之子，名悉達多·喬答摩（Siddhartha·Gautama）。幼年時曾受過嚴格地婆羅門貴族教育。二十九歲時，因不滿人世間的痛苦、不平和厭倦奢侈的宮廷生活，毅然拋棄了王族生活出家修道，經過多年的苦修與磨練，使他明白了造成種種痛苦的根源與消滅痛苦的方法，進而創造了佛教哲理與學說而成為大徹大悟的覺者。悟道後的釋迦牟尼不辭辛勞，長途跋涉，曆遊古代印度各地宣揚佛法，又一度組織了適應佛教發展的僧團。由於釋迦牟尼所宣揚的佛教教義順應了古代奴隸主們的社會需求，因此，當他每到一處，都受到社會各界的敬仰與尊重並被尊稱為佛陀。80歲時，釋迦牟尼逝世於拘尼那城（Ku?inagari），釋迦逝世後，他的弟子們將他一生中的說教與活動進行了認真地整理並奉為經典，繼續向四面八方傳播與弘揚。
古代印度的原始佛教基本上奉行無神論，也不主張偶像崇拜。佛陀滅度後被人們逐漸神化。為了能使佛教更好地宣揚與弘布，佛教又以藝術的手段作為傳播佛法的主要途徑，遂逐漸地產生了佛教造像。
印度佛教藝術的產生與發展主要包括孔雀王朝，(西元前 3 2 3 — 1 85年）貴霜王朝，(西元 1 世紀— 3 20年）、笈多王朝，西元 3 1 9—約 7 世紀）三個時期的初創、興起與繁榮等幾個階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約在西元前2 7 2—2 3 1 年左右在位）不僅篤信和弘揚佛法，還在各地建立佛塔，並建造帶有標幟性紀念意義的石柱。其中最著名的則是出土於鹿野苑獅子柱頭，這是古代印度雕刻家們在本民族固有傳統雕刻技藝的基礎上,吸收了希臘、波斯等地的藝術成分的傑作，洋溢著印度雕刻技藝的精湛和充沛的活力。開創了佛教藝術的先河。柱頭之頂端雕刻出四隻一組背對背、頸脊相連和麵朝四方的雄獅，前肢挺立在扁鼓狀的圓形頂板上，頂板周圍刻一圈浮雕的飾帶,上刻獅子、大象、公牛和奔馬，每兩隻動物之間用法輪隔開，頂板下浮雕蓮瓣形柱飾。柱頂雄獅輪廓分明、對稱 均衡，沉穩而威猛,柱頭上所刻的各種動物形態逼真、肌肉飽滿、四肢強健,是古代印度的雕刻家們在印度本民族固有的傳統雕刻技藝的基礎上吸收了希臘、伊朗等地的藝術成分的“奇妙混合”的傑作,洋溢著古代印度雕刻技藝的精湛和鮮活的生命力。
繼孔雀王朝之後的巽迦王朝和安達羅王朝(西元前 7 2—25年)時期，直接繼承了孔雀王朝所創立的早期佛教藝術，又創建了巴呼特的雕刻和桑奇大塔。桑奇大塔以塔的雕刻聞名於世。窣堵婆圍欄上的佛傳與佛本生故事的構圖，在處理時空的關係上採用了在同一幅單獨的浮雕畫面上表現出同一個故事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的各個連續情節。
西元 1 世紀，居於西北印度的月氏族日益強大，建立了貴霜王朝。到其第三代王迦膩色迦王(約西元 7 8— 1 4 4 年)在位期間，佛法大盛，逐漸地開始了佛教造像。當時的教造像有位於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地區和中印度恒河流域的秣菟羅兩個支流，犍陀羅地區的佛教造像更多地吸收了希臘、羅馬和波斯的雕刻藝術精華，多數具有希臘人的面型和體魄及雕刻特點。秣菟羅的佛教造像則更具有印度本土的民族傳統風格。犍陀羅和秣菟羅造像的產生揭開了古代印度佛教藝術的序幕，為印度佛教進一步的興盛與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些造像雖受到宗教儀軌的嚴格約束，但仍以真實的人為範模，其特點是面形長方略顯圓潤，眉眼之間的距離較近，高額，眼眶較深，雙眼半睜視前下方，眉間有白毫，鼻樑高而直與眉脊相連，鼻翼較窄，嘴角輪廓顯著，嘴小唇薄，上多刻鬍鬚，圓形頭光，體態凝重，神情安詳，體現出佛陀崇高肅穆的神情，波浪狀的髮髻，通肩袈裟的質地厚重，自左肩向下輻射的衣紋細密而流暢。
犍陀羅造像中的菩薩像數量相當多，早期的菩薩像高髻束發或戴寶冠，面形長圓，高鼻薄唇，有鬍鬚，上身袒，戴項圈、臂釧、手環，下著裙,足穿涼鞋，多數菩薩有圓形頭光。
佛傳故事的浮雕多數是一幅畫面一個情節，其表達的內容和主題十分突出，如佛傳中的“乘象入胎”、“樹下誕生”和“佛陀涅槃”都是情節動人、主題突出，畫面上的人物形態各異，組合和諧自然，雕刻技藝精湛，堪稱印度早期佛教藝術品中的佳作。
秣菟羅造像的特點更具有印度本土的民族傳統，無論就其面型、體態、服飾。儀錶、氣質和流露出的神情，都與犍陀羅造像有著明顯的不同，造像崇尚肉感，體格健壯，神情豁達開朗，更多地反映出當地商人、手工業者和普通民眾的審美觀念與需求。
佛像頂有螺髻，面相圓潤，雙眉呈彎弓形,雙眼圓睜，鼻翼較寬，鼻尖向下，嘴大唇厚，嘴角微上翹，流露出一絲微笑，體魄健壯，著輕薄如紗的袒右肩袈裟，衣紋細密流暢，下著裙，肌肉突出，極富彈性和質感。
笈多時期的造像與犍陀羅和秣菟羅造像有著明顯地區別，在藝術表現方面，作品將人體之美與精神內涵融匯結合在一起，使造像充滿著生命的活力，笈多式造像身軀健美，兩腿修長，比例勻稱，肩寬，衣著質地輕薄，緊貼身軀，顯露出軀體優美的輪廓，造像的額頭較圓，雙眉上挑，無白毫，鼻樑高直，鼻翼舒展，雙唇寬厚，肉髻上有排列整齊的右螺旋紋，通肩袈裟衣紋細密。特別是在雕刻技藝上的“濕衣”效果，更令觀者賞心悅目。
笈多式造像中無論圓雕或浮雕，其藝術特色進一步印度化，從佛教造像的初期接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到完全吸收融合而逐漸進入印度佛教藝術的本土化而完成和建立了具有印度本民族文化藝術特點的佛教造像體系。
中國佛教造像的演變與分期
佛教造像傳入中國後則給中國的雕塑藝術輸入了新鮮的血液，且又給了中國雕塑以強大的撞擊和豐富了中國雕塑的內容。中國佛教雕塑的發展，就現存於各地的石窟寺和散見於各地各個不同時代和不同材質的佛教雕塑作品來分析，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初期的模仿、吸收、融合、發展而到中國化的過程。
中國佛教造像的初創期：東漢末—西晉（西元 3 世紀初— 4 世紀左右）
由於中國佛教造像初創時期發現和出土的數量也不是太多，地域也比較分散，還不能看出當時佛教造像全面系統地變化與發展狀況及演變的規律，就目前中國南方各地散見的一些器物雕刻或貼塑的佛教造像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的佛教造像大部分為一些墓主人隨葬器物上的附屬品，大多還沒有獨立形成佛教造像的單體。其造像多為模仿印度佛教造像的模式，沒有太多的新的創作與風格上的變化，從造像的特點分析，受古代印度犍陀羅和馬吐臘造像模式，特別是馬圖拉造像風格的影響更深。
東晉、南北朝早期的佛教造像仍然基本上依據來自印度、中亞地區的 “粉本”。有的可能直接來自印度犍陀羅、馬吐臘地區，有的也可能受笈多王朝時期造像的影響 。有的“粉本”可能來自中亞和中國新疆一帶，特別是來自中亞一帶的粉本，在他們創作佛像之時，已經融入了當地本民族的特點和審美習俗。而傳入中國後，當時的中國各地的藝術匠師們在重新製作佛像時，一方面參照西域粉本的樣式,另一方面還必須與我們民族的審美觀念和審美習俗相結合，加以融合和創新。新創作的佛像則具有一定程度的中國特色和更多的注入中國傳統雕塑技法的元素。從一尊尊佛與菩薩等所表露出來的莊重肅穆與恬靜凝重的神情中流露出一種神聖而莊嚴的崇高美，表現了當時的佛教造像的審美特徵 。
中國佛教造像的繁榮期：
中國佛教造像的發展期：東晉、十六國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西元 4 世紀初—5世紀末）
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北齊、北周（西元5世紀末—西元 6 世紀末）
這一時期佛教造像除形態和服飾上進一步民族化和世俗化而外，還特別注重對作品神韻的體現，無論佛、菩薩、弟子等都非常注意人物內心世界的豐富感情，當時以南朝士大夫階層審美標準與情趣雕塑出來的佛教造像，深沉含蓄、神韻十足。此時的造像改變了佛教造像在中國初創時期那種高大偉岸和壯實挺拔的形象，而以清俊秀麗的形體所代替。這種以“某種病態的瘦削身軀，不可言說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擺脫世俗的瀟灑風度，都正是魏晉以來這個階段所追求嚮往的美的最高標準。”北齊、北周時期的造像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笈多式造像風格的影響，特別是那種輕薄透體的袈裟顯然受到笈多式造像中“濕衣法”的影響。
中國佛教造像的鼎盛期：隋唐時期（西元 6 世紀末—— 1 0世紀初）
隋唐的許多佛像更趨向於世俗化的美，也打破了一些聖俗的界限,使作品個性的凸現盡情表露，其創作意念也不斷地超越傳統，不斷地擺脫造型的約束與束縛而奔向更加自由和更加遼闊的天地。這樣創作出的佛教造像也更具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並博得世人的讚賞與喜愛。
回顧中國佛教雕塑發展的歷程，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風格與不同的神韻，也充分地體現出其時代的共性與地域的特性，不僅反映出中國歷代各族人民的智慧與創造精神,也體現了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與印度及西域各國的友好往來，這些交往不僅為中國的佛教文化增加了耀眼的光輝，同時也為中國、印度和西域各國人民的友誼譜寫了精彩的篇章，以中國臺灣著名學者、雕塑 家李再鈐 教授的論述來說,中國佛教雕塑的輝煌成就“也證實了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交會在一起時，激發出人類最豐碩的智慧凝聚，導向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創造出最純淨的藝術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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